02：伯禽第一次受封
武王克殷过程中，周公旦功勋卓著，姜子牙等都有封国，周武王仅以一块采邑打发周公旦，好像也不合情理。那么，周武王是既给周公旦采邑、又给周公旦封国，还是采取了其他补偿方式？
其实，既给周公旦采邑、又给周公旦封国的可能性不大，清朝考古辨伪学家崔述曾经质疑：“周公既受禄于周矣，何事又封于鲁？”因此，周武王对姬旦的封赏应该是：给予姬旦“周太王所居地”的采邑，而将姬旦之子伯禽封于鲁地。
司马迁认为鲁地就是曲阜，但周朝《诗经》中记载的一句话，反映出伯禽两次受封，第一次是在鲁地，第二次是在鲁地之东，这就推翻了司马迁的判断。
《诗经·閟（bì）宫》记载：“王曰叔父（周公旦），建尔元子（嫡子伯禽），俾侯于鲁。大启尔宇，为周室辅。乃命鲁公，俾侯于东。”这一段话很有颠覆性，大致是周成王首先将伯禽册封在了鲁地，后来“乃命鲁公，俾侯于东”，又将伯禽封到鲁国之东，可见周王是两次分封伯禽。
伯禽封于鲁，到底是周武王册封，还是周成王册封，如今还有很多争议，但通过这一句话不难看出，伯禽的初封之地并不在曲阜，而在于鲁地。原因非常简单，所有史书上记载的伯禽受封，“俾侯于东”之后再无受封记载，因此“俾侯于东”就是最后一次分封，也即是分封在了曲阜。在被分封到曲阜之前，伯禽已是鲁公，已被封于鲁地。
03：鲁地原本在何处
根据文献记载，鲁国历史非常悠久，至少可以追溯到夏朝时期。
《左传·昭公二十九年》记载，刘姓始祖刘累，本职工作是为夏朝孔甲养龙，结果养死了一条龙，刘累就将之烹煮给孔甲吃了，孔甲大呼鲜美，刘累害怕孔甲还要吃龙，担心龙死之事东窗事发，于是就逃到了鲁地隐居。
《逸周书·殷祝解》记载：“（夏）桀与其属五百人徒于鲁，鲁士民奔汤”，夏桀率领五百部署来到鲁地之后，鲁地百姓被吓的投奔商汤。
我们都知道，连夏朝存不存在，在学术界还处于两可之间，因此史书上记载的这些夏朝逸事自然难被认可，但甲骨文出土之后，人们发现至少商朝时期已有鲁国，甲骨文中已有“鲁受年”等的记载。不过可惜的是，没有史书具体记载鲁地最初在什么地方，只在《诗经》上留下一些线索。
《诗经·閟宫》中记载，鲁僖公（公元前659年―公元前627年）“居常与许，复周公之宇”，意思是鲁僖公想要占据常与许地，恢复周公封建鲁国时的疆域。显然，鲁国之初拥有常与许地，后来国力衰败而丢失了，如今鲁僖公想要恢复旧土。而“许地”即许田，在如今河南许昌一带，唐代张守节的《史记正义》记载“故鲁城，在许昌县南四十里”，更为巧合的是河南鲁山也在附近。许地、故鲁城、河南鲁山......汇总在一起，不难让人推理出真相，伯禽第一次所封的鲁地，就在河南许昌——鲁山一带。学者杨朝明在《从<诗经·閟宫>中看鲁国前期历史》一文中，赞同最初鲁地在河南鲁山县一带的结论。
04：伯禽第二次受封
武王克殷之后，东方还有不少商朝部族并未真心臣服，将伯禽封于鲁地，将姜尚封于齐地，其实也是为了打击商朝残余势力，达到“以作周屏”的目的。在东方商人残余势力中，位于山东曲阜的奄国，可谓是商朝铁杆同盟势力。
奄国是商周交替之际的山东一个国家，国都在山东曲阜，古本《竹书纪年》中说商王献庚、阳甲都曾建都于奄，后来盘庚迁都于殷，因此奄国又被称之为“商奄”，秦国祖先就是商奄之民。三监之乱后，奄国趁势叛乱，周公旦挥师东征平叛，鲁公伯禽、齐公吕尚都参与平叛，最终灭掉了包括奄国在内的叛乱势力，奄民四处逃散，其中一支逃到江苏常州，相传常州淹城即是奄人所造。由于周公旦、伯禽的功劳巨大，于是周成王将伯禽又分封到奄国旧地——曲阜，赐殷民六族，用以控制这一区域，即《诗经》中所说的“乃命鲁公，俾侯于东。”
伯禽虽然被封于曲阜，但并未迁都至此，而是在彻底清除掉奄国势力之后，伯禽之子炀公将鲁国迁徙到沃土曲阜，《史记集解》中说“炀公徒鲁”就是这个意思。
也就是说，第二次受封之后，伯禽拥有鲁地与奄地，在当时可谓实至名归的第一诸侯，远比姜子牙风光，只是后来鲁国逐渐丢掉了“鲁地”，至春秋时期基本只拥有了“奄地”。
综上可见，鲁国之所以称为“鲁”，是因为伯禽先被封于河南鲁山一带，后来才被封于曲阜，鲁国迁都到奄地曲阜之后，并未更改国号，还是沿用了“鲁”之称呼而已，并未打破以地名为国名的政治传统。也就是说，山东之简称“鲁”，并非源于山东，而是标准的河南造。
与此同时，通过鲁国称号来源可见，《鲁周公世家》对鲁国来历记载有误，不仅忽略了“周公”称号由来，而且也没有搞清楚伯禽两次受封的历史。当然，司马迁能够接触到的文献有限，不像如今可以随时全方位搜索查证，因此些许错误情有可原。
参考资料：《史记》、《左传》、《诗经》等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